爆發于2019、2020年新舊更迭之時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已經處于低潮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沉重一擊——依目前形勢看，其影響之巨足以劃分全球化的不同時代。而面對這一結構性沖擊，加之此前的英國“脫歐”、歐洲極右翼政治勢力抬頭、中美貿易摩擦等一系列重大波折，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對全球化這一人類發展的必然方向充滿疑惑。在這一新的歷史背景下，盡管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容和動力結構未被根本撼動，其中卻也呈現出新的側重與特點。對此，筆者略發淺識，梳理出在今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需要引起更多關注的幾點事項，供讀者參考。

　　其一，效率與安全需要平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正值全球分工與貿易格局向產業鏈層面廣泛延伸之際。顯然，這一新的模式意味著更加細化的分工，進而帶來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不得不說，此間道理可謂老生常談。如作為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即討論了類似問題，并以扣針生產的18道程序作為實例，生動地展現了這種“鏈式”分工協作的益處。然而，斯密在此似乎忽略了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一旦有某個環節出現差錯，或者其間有人彼此不睦，則整個生產鏈條即會斷裂進而全部失效——此時甚至一枚針都不能生產。此外，分工的日益復雜，也會增加監管難度及相應風險。例如，在2013年爆發的“馬肉風波”（即在標注的牛肉制品中混入了馬肉）中，一向被視作食品安全管理“模范生”的歐洲國家也由于供應鏈條的繁復，在短時間內竟無法查明馬肉源頭，只能借助于DNA檢驗。誠然，同效率改進相比，由分工細化導致的風險和成本可能較為次要，但也絕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對安全置之不理。況且從長遠看，效率和安全也并不矛盾，特別是效率的提升，也為風險應對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可能性。這包括借助全球生產網絡建立低廉高效的物資儲備，以及通過鼓勵公平有序的國際競爭，構筑產業鏈的斷點保護機制和災難備份系統等。

　　其二，不同文化需要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經濟全球化的背后也必然伴隨著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傳統等層面的交流與碰撞。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洪流，各方都需要堅持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共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融匯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文化。否則，各方就會陷入故步自封、雞同鴨講般的窘境，甚至愈加接近、愈發憎惡，直至開啟所謂的“文明沖突”。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價值層面的分歧雖同經濟利益高度相關，但又不能混為一談。一般說來，前者更加復雜、隱蔽甚至“頑固”。在很大程度上，以經濟或物質利益的視角看待萬物、解釋一切，本身就在不自覺中陷入自持的價值觀念之中，對理解他人、理解自己均有害無益。

　　其三，國際治理需要擺脫“囚徒困境”。疫情之下，本就問題重重的國際治理體系的弊端進一步凸顯。從二戰后近70余年來的實踐可知，同極少數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主權國家相比，國際或地區機構始終缺乏持續的支撐力、號召力和約束力。在此，不免令人聯想起19世紀末出現的世界語（Esperanto）：盡管這一人工的國際語言有著規范易學等突出優點，但由于沒有自然的母語國家或民族的支持，始終僅僅作為一門冷僻的語言，同其溝通萬邦的宏愿大任相去甚遠。今日多邊治理機構的乏力，又何嘗不類似于世界語的窘境呢？由是也可以推知，在所謂“世界政府”遙不可及的局面之下，多極化發展可能并非出于某方的愿望，而是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當然，縱觀歷史，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包括經濟、衛生、氣候、安全等諸多層面也隨著全球化的推進變得空前迫切，各國回到“孤島”狀態已經無法想象。從積極角度看，日益增多的“共同敵人”，也為各方如何通過多次博弈和積累學習，擺脫非合作的“囚徒困境”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其四，不應混同“趨勢”與“波折”。從宏觀層面看，只要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即科技創新持續向前，這一長期趨勢——主要表現為更加密切的經貿關系、人員往來、文化交流、政策合作等——就不會有根本性的逆轉。然而，切忌將這種大趨勢做機械性的理解。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波折、反復，而且其持續時間可能頗為漫長。在此，不妨將經濟全球化趨勢喻為氣候變遷，將各種波折看作天氣的變化。即使我們認定了某種氣候上的大趨勢在所難免（如全球暖化），但也不能用于指導明天甚至下周出門該怎樣穿衣。有鑒于此，我們不能因斷定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就對肺炎疫情及經濟危機之下的經濟全球化“波折”掉以輕心甚至掩耳盜鈴。有關決策部門和市場主體，都需認真研判、著手應對全球產業鏈重組、外資撤減、人文學術交流受限乃至國際沖突加劇等一系列至少會持續數年的“中期”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