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已經成為達爾文進化論耀眼的標識符。在這一標識符的反復作用下，一般人已經習慣于認為：強者是代表進化的一方，而弱者是將被淘汰的一方。這種觀點被用于社會學，于是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而又催生了類似希特勒這樣的種族滅絕者。我們不難證明這些主義在道義上的反動性，但是我們并不一定真正認識到其理論上的謬誤性。

當然我們可以從社會學角度來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比如我們可以說社會進化不同于生物進化，社會進化是制度的進化，是社會秩序的不斷優化。但這似乎意猶未盡。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使我得出一個出乎自己意料的結論：強者恰恰是進化的保守派，而弱者才是進化的急先鋒。

我們首先明確一下弱者和強者的定義：在相同的生存環境下，那些能適應環境者為強者，反之是弱者。這里的“適應環境”需分兩頭說：一頭是趨利，即由于生存資源相同而引起的（同種或異種之間）競爭中，那些有能力占有資源的為適應者，反之則為不適應者；另一頭是避害，即那些能躲避侵害者為適應者，反之為不適者。

注意這個定義的前提條件是“在相同的生存環境下”。

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必須明確：諸如狼和羊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強弱關系。它們是生態環境上的一個食物鏈，它們之間是動態平衡關系。

所以強弱多半是在同種之間或在競爭相同生存資源的異種之間比較而言的。

我們已經知道生物的進化是環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進化過程中，環境起著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而基因的變化是盲目的，對進化的貢獻是被動的。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環境如果不變或變化緩慢，那么生物的進化進程則相應也是緩慢的；環境的巨變必然導致物種的巨變。恐龍的滅絕和哺乳類的崛起是這一論點的明證。生物在千差萬別的環境下的適應性、穩定性的事實也是有力的證明。

那么生物是不是被動地適應環境的變化呢？不是的，生物可以“主動”變換環境。注意：既然是“主動”變換，那么也就是說客觀環境并沒有多少變化，而是生物主動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比如遷移到一個新的地理空間或改變食性等。但是這種“主動”變換也往往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往往是弱者才會“主動”變換環境。因為弱者在原有的生存環境下無立足之地，不得不“背井離鄉”改變生存環境。這雖然可能導致滅種滅族，但在新的環境下，也多了創新進化的可能性。而那些強者在原有環境下得天獨厚，“不思進取”，可能永遠沒有或很少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人類起源于非洲，但古老的非洲卻是人類的后進之地；同時又可以想象到歐洲人、亞洲人的祖先當初是如何被非洲人的祖先 追著、趕著 完成了“偉大的”遷徙壯舉的。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