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器（1898—1960年）

地磁學家、地球物理學家。

籍貫：浙江新昌

院校：柏林大學

成就：創建了我國最早的幾個地磁臺。完成了我國自己編制的第一幅「1950.0.地磁圖」。是我國地磁學的奠基人

地磁學一代宗師——陳宗器

（一） 我對陳宗器先生的了解，可以從一張大字報說起。那是1957年，地球物理研究所領導開展整風檢查，對領導有意見會上提外，還可以寫大字報。當時有大字報說到的白家疃地磁臺院子里種了許多果樹，不符合勤儉辦科學的精神、有浪費。意見是針對主持臺站建設的副所長陳先生的。當時我在所辦公室工作，讓我參加群眾意見收集和梳理工作。我到所一年多，對地磁臺很陌生，對陳先生也沒有什么了解。他雖然是副所長，但多數時間在科學院辦公廳和管理局上班，每周僅1～2天回所。回來就在他主持的地磁研究室處理事務。為了大字報的事，我請教了朱崗昆先生，我和他曾在一個黨支部一起開過會，有些接觸。他給我講了建地磁臺的要求和特點。我還去了一趟白家疃。走進院子，就像進了一座小花園，各種樹木、花卉、草坪，使人很舒暢。觀測儀器安裝在地下室，上下四周都不能有鐵磁物質。所有建筑材料都要磁性檢測、房屋家俱連一顆鐵釘都不許有。種些草、種些樹，以免泥土裸露。種果樹更是經濟實惠。 臺上工作人員說陳先生建臺有長遠打算和國際眼光。觀測資料要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IGY 1957-1958）的資料交換。白家疃是我國的一個標準臺（1952年籌建1957年出觀測報告），在陳先生規劃下還有幾個臺也要參加IGY計劃。拉薩臺（1956年籌建1957年出報告）、廣州臺（1954年籌建，1958年出報告）、蘭州臺（1955年籌建，1959年出報告）、武漢臺（1956年籌建，1959年出報告）、烏魯木齊臺（1965年補建，1978年出報告）、長春臺（中科院長春綜合研究所1951年籌建，1957年出報告）再加上海佘山臺（1874年外國教會舉辦，1949年陳先生主持接辦）以上共八個臺，形成我國的老八臺。在我國地磁研究中起了骨干作用。在國際上也受到高度評價。1985年獲得“國際地球百年觀測紀念”金獎一枚（上海佘山）、銀獎七枚（北京白家疃、拉薩、廣州、蘭州、武漢、長春、烏魯木齊）老八臺的獲獎也是對陳先生開創的地磁觀測事業的充分肯定。目前我國地磁臺已發展為35個，陳老先生如在天有知、更會感到欣慰。 （二） 時間可以追溯到1935年，陳先生在南京紫金山地磁臺開始了我國的地磁測量工作。1936年他在我國東南沿海進行地磁測量，測點16處。這是中國人自己進行地磁測量的創舉。抗日期間1940年，他留學回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南遷。1941遷到廣西桂林良豐，他負責籌建雁山地磁臺。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陳先生帶領陳志強、吳乾章等前往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進行3個月的觀測。這是我國首次日全食的地磁觀測。隨后又對福建省進行地磁測量共13個點。 1944年日軍南侵，物理所遷至重慶北碚。陳先生在北碚建臨時地磁臺觀測，還帶領劉慶齡、吳乾章、胡岳仁等對北碚地區進行詳細的地磁測量，測15個點。1946年4月至9月，陳先生帶領劉慶齡、胡岳仁等對四川省進行16點地磁測量。1946年9月到1947年3月，陳先生派胡岳仁等從四川沿江而下，直到吳淞口共測21點，1947年4月至8月又派劉慶齡等測量東南沿海和南海永興島、太平島共10個點。本文羅列了多年多次地磁測量的測點，似乎有點不厭其煩，但這生動體現了陳先生不論在戰亂中還是抗日勝利后，他總是把握一切機會，利用一切條件，進行前無古人的地磁測量。盡量多掌握資料，為我國國防建設、經濟建設積累更多的科學數據。默默打基礎的大師風范，令人十分感佩。 1957年前后，曾有人說陳先生領導的地磁組，不搞研究只搞地磁臺和地磁測量。陳先生的學生徐元芳說“地磁臺和地磁測量是研究的基礎，不打基礎用什么地磁資料，怎樣研究？事實上陳先生當時已指導我作佘山臺1909年—1944年和南半球同一緯度的澳大利亞watheroo地磁臺1919—1944年的地磁資料進行地磁場的長周期變化分析研究。依照陳先生與劉慶齡1948年（磁偏角長期變化與太陽活動的關系）一文中的分析方法，將兩個臺六個元素進行資料處理，并繪制出曲線圖，完成了計算工作。” 陳先生說：“利用地磁臺記錄和野外測量的大量數據，進行地磁場及其長期變化的研究與地磁短期變化及其相關現象的研究，是研究地磁科學的主要任務”。 地磁測量儀器，過去一直是國外進口，陳先生由上世紀三十年代起著手自己研制。到1957年，陳先生的團隊已研制出多種先進測量儀器，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些都凝聚著陳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 （三） 1957年地球物理所高級學習組的一次會議上，傅承義先生（學部委員）說：“我對陳先生極為尊重，解放前夕，陳先生要我們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現在看來是留對了”。 1948年冬到1949年春，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惶惶不可終日，當權者令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各研究所遷移至上海，準備去臺灣。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地磁部分由陳先生主持，于一年之前已合并到氣象研究所，陳先生與所長趙九章志同道合、配合默契。他倆都非常痛恨舊政權的黑暗腐敗，認為國民黨獨裁統治大勢已去，去臺灣肯定沒有出路。氣象所被迫遷至上海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及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均逃離上海。陳宗器被上海各所公推主持駐滬辦事處工作。陳先生臨危受命與各所領導一起抵制遷臺，堅持留滬不動。組織各所在岳陽路和長寧路看好院區大門，加強巡邏，以保護科學儀器和職工家屬安全，免遭國民黨軍滋擾破壞。陳先生還參加了上海各大學校長聯誼會，互通信息、相互聲援，做些護校、護所的應變準備。 1949年4月30日，竺可楨由杭州來到上海，他是應教育部長杭立武幾次電催、來滬有要事相商。當時鐵路運輸十分混亂，下車擁擠不堪，竺可楨只得從車窗爬出，出站時因無上海居住證明受到盤查，只得電話陳宗器。陳立即去車站接，下午3時，陳又陪同竺去見杭立武。所謂“要事”乃是要竺立即去臺灣或廣州，竺不以為然。5月6日竺路遇蔣經國。蔣又要求竺去臺灣，竺婉言以對。5月19日杭立武從廣州電催“速乘機飛穗”竺仍不予理會。 5月3日，杭州解放，交通中斷，作為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已無法回杭州了。陳一直敬佩竺的崇高學術威望，在地學、地理學、地磁學、氣象學等方面長期受到竺的指導，倆人之間充滿濃濃的師生情誼。陳特別關注竺的安全，安排食宿于岳陽路230號，時常陪伴左右。 竺可楨是中央研究院1928年創建元老，是首任氣象研究所長，在竺的精心籌建、培育下氣象所成長壯大。抗日以來，竺任浙江大學校長，全身心忙于校務，氣象所長一職仍在兼任。直到1947年在竺推薦下才正式任命他的學生趙九章為所長。竺可楨鮮明的政治立場更堅定了陳宗器，趙九章及氣象所全體同仁留下的決心。 氣象研究所和中研院在滬各研究所平安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陳宗器功不可沒！這就是傅承義先生對陳先生“極為尊重”的緣由、傅先生也說出了許多有同樣經歷的科學家的心聲。 （四） 解放后，科研機構也是百廢待興，陳先生一心為公、顧全大局、不拘泥于個人學術專業，聽從黨的安排，先后擔任上海辦事處主任、南京辦事處主任、中科院辦公廳副主任、管理局長等職，做了大量科研組織管理工作，體現他一心為黨的覺悟，1956年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那年他58歲。 陳宗器為中國科學事業，堅忍不拔、吃苦耐勞，奮斗幾十年，秉性不移。早在他31歲時，1929年10月參加了中國西北考察團。以后又參加綏新公路查勘隊。到1935年2月，在長達5年多，足跡遍及內蒙、甘肅、青海、新疆；額濟納、祁連山、柴達木、羅布泊等荒無人煙地區，經歷斷糧斷水、惡劣天氣、沙海迷路等種種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開展了天文、地理、水文、氣象測量；研究了河流、湖泊、生態的變遷。陳先生不顧個人安危完成了舉世矚目的綜合科學考察任務，開展了我國西北荒原地球科學事業。 在他幾十年科研生涯里，不論是戰亂還是平時，是研究試驗、干部培養還是領導管理。他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事必躬親，沒有絲毫懈怠，直到他60歲時，終于積勞成疾，1958年12月他動了大手術。養病不到半年，又馬不停蹄地忙起來， 小車不倒盡管推。1960年3月4日終于沉疴不治，一代宗師倒下了！鞠躬盡瘁！年僅62歲。 人們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太辛苦了！太累了！陳先生是累死的呀！ 56年過去了。陳先生的愛國敬業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前行！

個人經歷

陳宗器的一生是勤勤懇懇地為科學事業獻身的一生，不論在西北科學考察，還是在其他的科研工作中，不為名利，兢兢業業地、出色地完成各項科研任務，為我國的地球物理事業，特別是我國的地磁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相關科學成就

參加了斯文赫定為首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1929—1934年間深入大西北從事野外考察，沿線進行了地形測量，并精確測定了羅布泊的位置與形狀，他開創了中國的地磁科學事業，建立并領導了若干重要臺站。他與劉慶齡發表了《中國地磁測量結果之初步報告》等著作。后期從事科學管理與領導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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