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社會性別視角下人口流動對人力資本發展的影響”順利結項。針對過去30年來我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該課題考察了跨區縣人口流動對城鄉及地區間人力資本均衡發展的影響。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課題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牛建林，請她談談相關研究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問課題在以往人口流動與人力資本研究的基礎上，有何新的發現？

　　牛建林：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通過收集和利用最新的關于人口流動與人力資本的調查數據，重點分析了鄉城人口流動以及相應返鄉現象對教育和健康資本的配置效應及其對這些人力資本增量的附加效應。我們發現，過去30年來，我國人口流動對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在城鄉及地區間的配置狀況和發展特征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就配置效應而言，人口流動通過對流動者教育狀況和健康特征的選擇性，影響著城鄉及地區間人力資本的分布狀況，但相應選擇性特征也隨著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變化而發生著重要演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剛提到人口流動對流動者的教育狀況具有選擇性，具體有怎樣的表現？

　　牛建林：人口流動對教育資本的鄉—城轉移特征顯示，20世紀80年代，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男性最早開始流向城鎮，流動過程對教育資本的選擇性較強。隨著人口流動現象不斷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和不同學歷的青壯年女性先后加入流動隊伍，流動過程對教育資本的選擇性出現下降。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地區各學歷的勞動年齡人口流動的可能性普遍提高、加入流動隊伍的時間總體上提早，流動對教育資本的選擇性進一步降低。

　　這些結論表明，各時期鄉城人口流動對人力資本在城鄉之間的配置和重組產生了直接的作用，農村地區教育資本較高的勞動者在鄉城人力資本轉移中展現了明顯的比較優勢和吸引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近年來全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止升為降的背景下，教育資本的高低對農村勞動力是否向城鎮轉移已不存在明顯的影響，教育資本較高者的轉移優勢更多地表現為轉移時間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這些實證研究結論意味著，目前鄉城勞動力流動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短期內轉移勞動力數量的維持或增加已不能帶來轉移勞動力教育資本的相應提高；各時期農村地區向城鎮轉移教育資本的特征，經歷了一個正向選擇性較強到選擇性不斷下降的發展過程，這與工業化、城鎮化理論中較高教育資本者率先實現城鎮化的一般發展軌跡相吻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鄉城人口流動對人力資本在城鄉之間的配置和重組產生了直接作用，那么這對于教育資本在地區間的配置是否有影響？

　　牛建林：有的，與教育資本在城鄉間的轉移特征相對應，過去30年間，我國鄉城人口流動也促成了教育資本在地區間的重新配置。研究表明，盡管迄今為止遠距離——跨越不同的經濟區域——的人口流動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教育資本的轉移卻呈現與規模特征不同的地區模式。現階段，高水平的教育資本更傾向于在省內轉移，相應特征對女性尤為顯著。由此可見，鄉城人口流動對教育資本的配置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將優質教育資本保留在省內。隨著地區發展格局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教育資本的轉移也在發生著重要的調整和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返鄉潮”現象的不斷發展，返鄉過程對教育資本的轉移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研究發現，現階段“返鄉潮”并未導致較高教育資本的流動者選擇性地回流；但擁有農業生產技術等技能資本的流動者回流的可能性更大，相應特征隨時間呈不斷增強趨勢。這些實證研究發現一方面反映了現階段我國城鄉及地區間產業結構對人力資本需求結構不同的現實；另一方面，教育資本在地區間的轉移特征及其潛在變化趨勢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么，人口流動對流動者的健康選擇是怎樣的？

　　牛建林：與人口流動對教育資本的配置效應相類似，我國鄉城人口流動的“流出”與“返回”過程中均存在著明顯的健康選擇效應。平均而言，在我們研究考察的時期范圍內，鄉城流動者的自評健康狀況與體測健康指標在不同程度上優于農村非流動者，流動者自報的急性和慢性病癥發生的可能性更低，體測結果中存在亞健康狀況的可能性也更低。這些健康差異主要源于“流出”和“返鄉”兩個環節對健康特征選擇的綜合效應：一方面，在“流出”過程中，受流動成本、風險以及預期收益狀況的影響，健康狀況較差的個體更不可能進入流動群體，即流出過程對健康資本具有正向選擇性；另一方面，在其他特征不變的情況下，健康狀況明顯惡化的流動者往往會及早結束流動過程，即返鄉（主要是被動返鄉）過程對健康資本具有一定的負向選擇性。綜合這些選擇效應，鄉城人口流動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存在城鄉之間健康風險和疾病負擔的轉移效應。這種轉移和配置效應在客觀上警示著，促進城鄉及地區間人力資本的均衡發展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跨地區的多部門合作，盡可能地降低由于歷史時期遺留的制度障礙、社會保障政策的地區分割等因素而導致的健康資本的額外損耗；改善社會經濟環境，促進健康資本與流動現象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除了上述配置效應以外，人口流動對人力資本的發展變化還存在直接的附加效應。

　　《中國社會科學報》：直接的附加效應是什么？

　　牛建林：我們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現象對農村地區學齡兒童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風險具有重要的影響。伴隨著農村大規模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城鄉就業機會、勞動回報率以及其他社會生活方面的差距和對比以一種顯性化、直觀的方式展示在農村社會中，不斷沖擊著農村社會關于教育投資的認識和理念。受此影響，不少新進入或即將進入勞動年齡的人提前結束教育經歷；這些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初中）輟學的農村青少年，更有可能加入外出務工的流動隊伍。在一定意義上，鄉城人口流動現象改變了一些農村社區關于教育投資的文化觀念和社會氛圍，對這些地區人力資本的積累產生了客觀不利影響。

　　此外，過去30年來，鄉城人口流動現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戶籍制度以及城鄉社會經濟分割等因素的影響；其結果是，鄉城流動者在流入地的社會經濟融入性普遍較差，其工作和生活環境中存在較為突出的健康風險。這些因素對流動者健康資本的發展軌跡產生了額外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在考察時期內，鄉城流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流動者健康資本的損耗。這些直接附加效應與上述配置效應共同作用，對城鄉及地區間人力資本均衡發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