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大利亞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特色

　　作為英聯邦國家，澳大利亞有近200個民族，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實行聯邦與州司法體系并存的制度。聯邦與各州政府非常重視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創新與發展，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已經確立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方式，其主要特色有：

　　（一）多元化的調解主體，為實現當事人的糾紛解決選擇權提供了可能

　　作為一個盛行調解的國家，澳大利亞的調解更多體現出了“市場模式”的特點。澳大利亞的的調解主體和調解覆蓋全方位、多元化，類型有私立調解，法院調解，政府機構、裁判庭和法律援助委員會的調解，行業組織的調解等多種，形成了法院附設調解與高度發達的市場化調解組織并存的現狀，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調解組織在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中的重要作用。

　　在澳大利亞，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調解，尤其是在商業領域，調解機構發達靈活，提供多種類型的收費調解服務。相應的機構有澳大利亞商業爭議中心、悉尼爭議中心、今日調解、沖突管理中心、仲裁員協會等。當事人可通過市場機制自由選擇購買何種糾紛解決服務。多元的調解主體為當事人的糾紛解決程序選擇權提供了更大可能。

　　（二）完善的訴前調解引導機制實現案件分流

　　澳大利亞強調將調解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強制調解主要有法定強制和法官強制兩種。除法律明文規定的案件類型實施強制調解外，法官認為適合調解的案件也可以通過自由裁量權強制當事人進行調解。

　　此外，澳大利亞的訴訟費用昂貴，越高級別的法院當事人支出的費用越多。僅受理費一項，在地方法院和州法院立案分別需要398澳元、2500澳元。而調解是公益性的社會職業，公益類調解組織的大部分收入來源于政府購買服務的撥款，私立調解組織收費也遠低于律師訴訟費。通過設置高昂的訴訟成本，鼓勵當事人選擇調解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有效實現了案件分流。

　　除較高的訴訟門檻，澳大利亞引導民眾通過訴前調解機制實現權利救濟。各級法院廣泛使用調解和其他爭議解決程序作為案件管理工具。法官為當事人設定時間表，下令將案件在盡可能早的時間進行審理，強制當事人選擇非訴程序解決糾紛，以避免訴訟費用和訴訟繼續進行的不確定性。

　　（三）高度規范的調解員認證體系

　　澳大利亞的調解事業發展不到10年，但擁有科學規范的調解員認證體系。在澳大利亞，《國家調解員資格認證標準》對全國范圍內符合國家標準的調解員作統一登記，登記信息對外開放。該《標準》包括六部分：適用范圍、調解程序、認證標準、教育培訓、準入培訓和續展認證。同時，調解員資格須每隔兩年進行續展認證，認證時需審查調解員是否遵守《調解員執業準則》和符合《標準》。

　　根據《標準》規定，調解員必須向資質認證機構證明其接受過相關教育培訓，符合執業認證標準、具有相關執業能力。通常需要在資質認證機構接受38小時的專業培訓，在取得資格后每年仍然需接受不少于20小時的培訓。除資質認證機構外，其他機構也可以向調解員提供教育培訓課程，如行業培訓組織、大專院校及其他相關培訓機構。

　　（四）完備的家事法院調解模式

　　澳大利亞《1975年家事法》專門設立了聯邦家庭法院，家事法第19條明確規定：凡依家庭法進行的糾紛處理，雙方當事人及兒童都可以要求進行調解。

　　在當事人將案件提交法院后，調解員須依當事人的情況進行糾紛評估，以確定是否適宜調解。家事法院的人員主要包括法官、司法登記官、登記官、法院調解員。目前，在法院提供調解服務的是具有專業背景的登記官和法院調解員。登記官是法院專職律師，負責財產性糾紛的調解；法院調解員是合格的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家，具有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安排的專門經驗。

　　澳大利亞家事法院的調解最大的特點是實行多層次，多元化的調解。在訴訟程序的各個階段，法官都十分鼓勵和支持雙方當事人進行和解或調解。澳大利亞家事法院的這套調解模式十分有利于減輕法院壓力，防止案件積壓，盡快解決糾紛，減輕訴累。

　　二、與澳大利亞相較我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實踐難點

　　調解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中獨具特色的制度，它形成于長期的法律實踐，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與澳大利亞以調解為主體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較，我國現有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還有不少實踐難點。

　　（一）現行的糾紛分流機制效果不明顯

　　在合理分配司法資源，有效實現案件分流方面，我國與澳洲還有較大差距。澳大利亞的司法資源十分昂貴，普通民眾較難支付高昂的訴訟費用。就世界范圍來看，較好實現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國家，大多數均提高訴訟收費標準以遏制濫訴。而我國訴訟門檻較低，近年來注重便民利民舉措，使得非訴程序與訴訟程序相比優勢不明顯，大量案件不經調解就涌向法院。法院不堪重負，案多人少情況明顯。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進行矛盾糾紛分流的嘗試，如訴前調解、立案調解、訴調對接等。但現有的糾紛解決機制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目前倡導的多元矛盾糾紛化解機制不同程度出現失靈，出現了案件導出難，調解啟動難的尷尬局面。

　　（二）各類多元解紛主體銜接協調不夠

　　澳大利亞大量的社會糾紛都是通過調解等非訴訟手段得以

　　解決的，這得益于澳大利亞完整的ADR運作支持系統。如，澳大利亞高度重視在立法上制定訴訟門檻，將調解程序前置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此外，大量政府、非政府組織的平臺支持，使得ADR運行擁有堅實的機制基礎。

　　在我國推進多元解紛的實踐中，訴訟與非訴機制缺乏應有的銜接，無法形成良性配合。普世價值對訴訟方式的青睞導致現有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很難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之間也同樣存在著互補銜接機制不足的問題，沒有規范的管理，實踐中可供當事人選擇的解紛渠道不足。

　　（三）立法不足

　　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實踐探索在我國已有十余年歷史，不少糾紛化解方式或實踐驗證的行之有效的糾紛化解路徑未能及時入法，規范制定環節推進緩慢。目前立法層面未形成制度化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相關意見對其他解紛主體倡議作用大于約束作用，影響力難以走出法院之外。另一方面，現有的一些糾紛化解方式在立法上雖有體現，但立法機關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構建的整體性考慮仍有不足。

　　（四） 公眾參與不足

　　調解在澳大利亞司法管轄區范圍內已成為一個已經確立的糾紛解決機制，絕大部分的民事糾紛中公眾積極嘗試調解糾紛，法院積極鼓勵當事人參加調解，法院強制當事人進行調解的法定權力使用頻繁。

　　在我國，社會管理習慣于國家公權力大包大攬的管理方式。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討論、設計和推進，當事人的參與度不足，整個社會對以調解方式化解矛盾糾紛沒有形成普遍共識。現實中，“司法最后防線論”造成人們對訴訟機制的迷信。

　　三、 借鑒與啟示

　　現代社會對糾紛化解多元化的訴求越來越強烈，應當借鑒澳大利亞調解制度經驗，探索新形勢下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方法途徑，建立健全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捷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一）拓展多元化、社會化的調解組織

　　充分調動各部門的積極性，不斷創新規范方式，提供多種類型的糾紛解決服務，從而使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最大限度地覆蓋更多的普通民眾。一是針對特殊領域，可由多部門牽頭聯合建立專門的調解委員會，探索形成聯合性的糾紛解決組織。二是充分發揮法學會等群團組織在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的作用，利用第三方身份，充分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動員組織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開展法律咨詢服務、法治宣傳和法律普及工作。三是要建立全方位的社會矛盾化解制度和保障機制，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社會矛盾化解和基層社會治理。

　　（二）重視調解員的技能培訓和繼續教育，充分發揮職業法律人的作用

　　為了保證調解員的素質，要借鑒澳大利亞經驗，強化調解員隊伍建設，建立調解員認證制度，建立專業化、社會化的調解員隊伍。探索建立調解員隊伍職業評價體系，完善調解員培訓管理機制。尤其是要注重發揮退休法官、律師等職業法律人在調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律師的考核不能局限于經濟指標，而應借鑒澳大利亞經驗，擴大公益服務、社會評價在律師事務所、律師評價中所占的比例，鼓勵更多的律師自愿加入調解員隊伍。

　　（三）加強頂層設計，規范運行機制

　　立法機關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構建的整體性予以考慮，整合現有法律規范，以中辦發[2015]60號文件為核心內容，制定地方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促進法》，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制度建設。還可借鑒澳大利亞經驗，就特定事項作出規定，如：擴大調解主體范圍，允許自然人和私人調解組織存在；擴大強制性訴前調解范圍，賦予法官調解決定權等。

　　在當下初步形成多元化解紛機制基礎上，重點建立完善對群眾訴求集中受理、程序告知、全程跟蹤、問題協調、評價反饋等較為具體的操作規范和流程，與信息化糾紛解決充分結合，并推進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調銜接”的協調指揮機制，形成司法確認、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法治宣傳、心理疏導、等服務救助機制，為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提供完善可循的具體路徑。

　　（四） 高度重視家事法庭建設

　　近年來，隨著婚姻家庭案件數量的遞增及其案件類型的復雜化和多樣化，對我國家事案件的審判組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澳大利亞經驗來看，家事法院建設將成為今后我國家事審判機構改革的必然趨勢，可推動有條件的基層法院對家事糾紛等適宜調解的案件進行調解程序前置。澳大利亞家事法院的法官不僅僅要求是專業性強，還應當對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與人有關的學科有一定的科學認識。在今后家事法院設置上，建議配備兼具專業法律知識和處理家事糾紛豐富經驗的法官、心理學家、社會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員。

　　（五） 加大宣傳多元化糾紛解決理念，倡導當事人選擇多元解紛路徑

　　在當前訴訟糾紛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引導當事人選擇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顯得十分必要。一要不斷加強矛盾多元化解機制的宣傳，把多元化糾紛解決理念宣傳納入普法宣傳教育體系，積極營造推動大調解深化發展的外部環境。二是注重引導公眾轉變糾紛解決的觀念，使普通百姓更深入地了解各種矛盾糾紛化解的程序、優勢和效果，引導鼓勵當事人盡量使用非訴方式解決糾紛。三是推進學術研究，進一步推進調解理論和實踐創新，推動構建更為成熟完善的現代調解制度。

　　（作者系中國法律咨詢中心法律風險管理部項目主任）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韓旭